他已乘风归去,雷达先生的乡土情

不觉就六天了,时间平复了心澜,突如其来的一场冷雨之后,稀释着初始的乱和疼,我终于可以静下心写一点和雷达老师有关的文字了……

1990年夏天,借参加鲁迅文学院诗歌学习班的机会,通过当时还在北京空军工作的天水籍学旅书法家毛选选,拜访了先生。当时,先生还在南河沿住,居室有些逼仄,书房里挂着邓拓给他的书法条幅。雷老师操着天水口音,给我讲述了他此前的生活和经历。回去后,我在供职的《天水报》上,发表了采访先生的专访。由于这篇文章,天水本地开始关注这位天水走出去的文化名人,过去与先生失去联系的亲朋故友,也重新和先生取得了联系,先生也愈见频繁地的来天水走动了。随后,先生出版作品简介,也将籍贯改成了”甘肃天水”。

昨天傍晚接到电话,得知雷达去世,如晴天霹雳。怎么可能?前些日子他参加会议还谈笑风生,再前些日子他还在会后和我握别,我们还轻松地谈着文学的话题,他说在一部百年的散文集子中选了我的散文,还说,你的散文太长了,我自作主张节选了。还鼓励我说,你那时散文写得真好啊。好像这些才刚刚发生。怎么会?但消息是确实的。我难以想象,一向乐观、笑着的他会面对死亡?!昨夜难眠!就是刚才在起草修订雷达同志生平时我还是不能接受。我看了一眼钟表,15时30分,距他离开我们还不到24小时,这24小时里,我接了几位朋友的电话向我证实消息,又接到多个短信、微信让我帮联敬献花圈和挽联,给雷老师家人打电话慰问,安排同事起草雷达生平中的文学成就和评价,安排同事订制花圈,并向作协老干办同事转发文学界朋友对雷达老师的悼念,接《文艺报》记者电话,直到现在写下这些文字时我都不愿相信他真的离开了我们。

热心,声名,近几年感觉雷老师总是在全国各地飞来飞去。太过繁多的应酬,我曾给他提过建议,我说雷老师,你不能再这样忙碌了,有的会议和活动,你不妨就推掉吧。听了我的建议,雷老师总是叹一口气,而后又给我说,元忠啊,我何尝不知道许多的事是可以不做的,这两年我感觉自己的身体一年不如一年了,但都是朋友和热心,人家叫你是敬重你,都是朋友或热爱文学的人,但凡能去,我又怎么能不去啊。

我与雷达老师相识,开始于1990年。此前,我已读过先生不少文学评论,也知道先生是天水人,但当时先生的简介里都说雷达是兰州人;在天水,除了少数文学界人士,也很少有人知道天水还有这么一位指点新时期中国文坛的评论家。

我的第一部理论评论集《朝圣的故事或在路上》是雷达老师做的序,而那时的我和雷达老师还不认识,我还是从大学研究生毕业分配在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从事文学理论评论研究的一个刚刚起步的学子。1996年,《朝圣的故事或在路上》入选中国作家协会“21世纪文学之星”,当时雷达老师正是评委,就是从众多的理论评论集的书稿中他发现了我的书稿,并热诚推荐,亲自作序,在那篇序中他对我多有鼓励,说以前在《文学报》读过我的《复制时代的艺术与观念》等文,从文风看,以为是一位男性,“入选”揭晓后才知是一个女评论家,文中夸我20多岁发表的理论评论文章即可看出文化积淀和理论准备。这篇评论后来以《一个女孩和她的评论》为题发表在《大河报》上,给我今后从事文学评论提供了动力和信心。后来我们一起在中国小说学会每年评小说排行榜,一起评茅盾文学奖,一起参加文学活动,接触多了,觉得雷达老师是一个极其热诚而又性格单纯的人,他是可以用“赤子之心”来评价的人,这样的人,对于别人的优点,那怕是一点点,都珍惜非常,对于别人的不足,他总是能够宽宏大量。这样一种人格,给我做文做人都树立了榜样。调入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后,由于工作关系和他联系更多了。他还是一如既往,认真做人,认真做文,他多次鼓励我要坚持写散文,并说,我也坚持写,散文于他,是与他的评论一样看重的。他的文字,每每读来启发非常,文中有一种宏阔的视野,一种热情的气息,一种深入到文学现象内部对作家坦诚以待而又以理论的前瞻性提升创作的独特的思想,他的研究、观察和表达对于改革开放40年来的中国文学的发展与繁荣具有不可磨灭的杰出贡献。而这种贡献,是深深植根于他对文学和人生的热爱的。他的评论与散文就是这种爱的结晶。

放下电话,愕然复又发懵,一个人待着,我和雷老师交往的情景便不断快闪和交叠,回忆粼粼如波,汪洋成一片泪光莹莹的湖水……

这两年,来北京次数多,知道先生忙,加之年龄愈来愈大了,尽量避免打扰。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昨晚还没有去看先生的打算,早上醒来,睡意朦胧中,竟冒出了要见先生的想法!在得知先生已经离我们而去的这几个小时里,恍惚中,我总觉得是上天有意安排一个带着他所挚恋着的故乡气息的人赶到他身边,专门为他来送行的。只恨天妒英才,凄风来袭,时刻眷恋着渭河边上故乡的赤子先生,竟这么匆忙、这么突然、这么毫无征兆地绝决而去——好像是生怕惊扰了别人,生怕给这本来就纷杂恍惚的人世增加一丝负担!

但我和雷老师真正的熟悉却比较晚近。2005年五月兰大15级博士考试,笔试后面试,我一进门雷老师就笑起来了,他说,王元忠啊,你还面试什么啊?来,坐下,我们今天就随便谈谈。他的话无形中就让我紧张的心情松弛了下来,我说谈什么,他回答说对于小说,我比较熟悉,但对于诗歌特别是现代诗歌,我了解不多,有一些困惑,正好你写诗也研究现代诗,我们问,你大胆讲,我们就乘这个机会谈谈诗歌。结果从于坚的《0档案》的理解开始,他和其他老师问了我关于口语诗、关于嚎叫派、关于新诗的格律和古典诗与现代诗的表现区别等许多问题,导师们问得随意,我放言无忌也答了个痛快,面试的时间用了半个多小时,让后面的人都等急了。中场休息的时候,我候在外面,准备向老师们道个别就回家,不期雷老师朝我走来,他低声问说:元忠,你为什么不报我做导师啊?我惶恐而欣喜,实话实说,回他道,因为他名气太大,我担心他看不上我;也因为常文昌老师对我太好了。这是实话,那一年兰大的博士分前一年十一月和后一年五月两次招生,前一年十一月的考试因为英语缺几分我没考上,我都灰心准备放弃了,但常老师却不断给我鼓励,说他等着我呢,所以我又鼓起了勇气。

一路走好,敬爱的兄长!

我也不断感觉到了他对于自己家乡愈来愈深的感情。年龄愈大,他愈是喜欢给我们谈论他童年时在渭河边嬉戏游玩的各种事情,喜欢说老家里逝去的和还健在的各种亲戚的细节性记忆。有好几次,归来或邂逅,当我给他讲述一些发生在天水的有趣的见闻之时,本来听过的事,但是过一会,他会突然想起,并因此又催促我,元忠,你说的那个谁谁谁的事,我还想听,你给我再说说。2016年国庆长假,他的儿子雷容领着孙子来天水,我陪同他们去访卦台山和麦积区新阳镇王家大庄他的老家。期间他给雷容打电话,反复叮嘱他一定要看看谁谁谁,说他是谁,你应该叫他什么,他曾给我和我们家做过什么,你去买点东西,其真切和仔细,边旁听闻,也断难不为之动容。张继红要考雷老师的博士之时,他曾让我给雷老师说说话,推荐推荐。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无意之中打了一张感情牌,我说雷老师,咱们这边的老人都讲究一个人活着时一定要给自己的后代留一个“手Jun儿”,你培养了那么多学生,但没有一个本地的人。我无福,已经错过了,你就把继红当手Jun儿培养吧。后来见了雷老师,他几次说到了这件事,他说我的这个“手Jun儿”,一下子就让他感觉没话可说了。这虽是小事,但窥一斑而知全豹,藉此我也清楚了雷老师对于家乡的那种接近于一个“孝子”的忠诚和情怀。最近看王若冰和毛晓春的回忆文章,通过他们的讲述,我也知道了雷老师生前对于家乡和家乡人更多的关怀和帮助:只要是家乡人去看他,他总是热情招待;只要是能给家乡说些话办些事,他也总是不遗余力。他的喜欢秦腔,他的对于陕甘作家格外的推重,现在回想,言行的背后何尝不存有一种因深厚的乡情而致的个人的“私心”啊?

那是先生最后一次回天水。晚上10点多,我和马超、先生的博士张继红,还有几位亲戚送站。火车站候车室正在改建,从汽车上下来,12月的寒风吹过来,先生咳得更加厉害。从临时候车室到站台二三百米,先生走几步,就得停下咳一阵。王向明提出背他上车,先生摆手,坚决不行;老伴让坐在拉杆箱上,他还是不同意。硬是走几步,歇一歇,边咳边走,挪上了火车。

2018/4/6日坡下居草

我不知道是冥冥之中神秘的暗示,还是和先生之间本来就心有灵犀。30日下午到北京,31日一早醒来躺在床上,突然想去看看雷达先生,又怕打扰了他,犹豫再三,快12点时决计先打电话看他是否方便。第一次,未接;第二次,占线;快12点再拨,先生接的电话。依然是我所熟悉的天水口音,先生亲切地喊我的名字。我说我在北京,下午想过去看看他。先生说他身体不适,下午要去医院,让我不要来。说话时,感觉声音不像平时那么宏厚,倒也不觉得有什么异常。没想到,4个小时后,先生竟溘然长逝!

不能相信的相信,不能接受的接受,我记得雷老师甫一离世,有人问我听闻消息之后第一时间的感受,我只用一个词:突然。我说他突然地走了,他走的太突然了。但是现在,痛定思痛,仔细想想,雷老师的蘧然离开,其实也实在与我们这些熟悉的人有很大的关系。我们总是想让他再多说一点,再多做一点,不知不觉的这许许多多的“再多一点”,日积月累,也便慢慢地将他过分地透支了。所以,现在想到他的离开,我们便不能不在不舍的痛之外,别感一些因自己、因自己周围的人在他生前没有好好珍惜他的悔恨。

先生对当代中国文学的价值和意义众所周知。但先生对于故乡的恋情,这些年我愈来愈明晰地感到成为最让他心绪不宁的情愫。几年前,《作家》杂志连载他的传记体系列散文时,只要有写天水的,先生就打电话建议《天水日报》或《天水晚报》转发。对于国内报刊求其稿而生怕不得的大评论家来说,先生希望家乡父老看到这些文字,无非是为了让父老乡亲知道他对家乡深深的眷恋。

真正知道先生的哮喘严重到什么程度是2016年。这年十二月,首届“中国天水.李杜诗歌奖”颁奖,先生做为诗歌节顾问和颁奖嘉宾,最后一次来到天水。对于先生来说,除了参加颁奖活动,也受天水师院之邀进行讲学并最后商谈创办文学馆事宜。离开天水那天,先生一整天在天水师院活动,中午也没有休息,下午5点多回到宾馆时满脸发青,咳嗽不止,老伴让休息一会,他喝几口水,又开始接待来访者,给他的粉丝签名,吃饭前又见了几位亲戚。

我不能确知给我写序期间雷老师真实的心态,三年读博生活,各自的匆忙,一眨眼就过去了。三年之中我和雷老师称得上是“意义交往”的接触,并不很多,但是耳濡目染,性情、乡谊,特别是对于他文字的日渐深入的阅读,也便在不知不觉之中让他日益走进我的精神和学业,成了我私心里非常清晰的一种示范和牵引。特别那些他有意无意之中对我的肯定,更是成了我日后在学业上不断努力的动力。兰大读博期间,我记得大庭广众之下雷老师先后有两次给予我直接的表扬:一次是他给文学院的博士和研究生作报告,我从自己的观察和阅读出发提了一个问题,谈了点自己的思考。他听得很认真,听完后当着大家的面就表扬我,说能调查,有思考,这样的读书才是真的读书;一次是毕业论文答辩,他在导师评语和答辩现场都给了我极高的评价,说从诗歌研究突然一转而做鲁迅这个硬骨头,我身上所体现出的这种敢于不断向自己挑战的学术态度值得赞许,而且,在鲁迅研究几乎很难有再加言说的空间之时,我却能从文艺民俗学视野别取蹊径,言人所未言或少言,这样的做法显见了平日学习的功力和识断。

一路上,我拎着一个小包,在昏黄的灯光下看着先生撕心裂肺咳嗽的样子,忍不住眼泪也出来了。

在不断增多的交流之中,我不断感觉到了他的大。这大不仅指雷老师的声名,在国内诸多比较大型的文学活动里,如评奖、座谈、重要作家的新作评论,我总是能看到他的名字或身影,许多的定位和评价,他的话一出口,也便往往就很快成了大家的依据;而且更指他的创作。他的评论总是能够从宏观着眼,在社会历史的总体认知背景上进行独到的文本细读,将或一历史阶段时代整体的价值追求和个人的生命体验加以结合,在史的描述和精神与审美深层的分析之中让读者对于一个时段的文学现象或重要的文学问题有所明了,从而通过个体强有力的发言,引导人们的阅读,推动作家的创作,发挥具体作用于种种文学现场的建构,显见一种不违背本心却又与时代主流相合拍的“正大光明”健康批评的存在。散文写作虽非他精力所专属,但集经历、感知和思考于一体,在独特的个体生命和民族精神关系的沉思涵泳之中,融激情的感喟于理性的分析,借理性的分析提升激情的感喟,他饱蘸生命汁液的文字,也从一个特殊的面向,表征了一个遭遇坎坷而又富有思考和担当的当代知识分子所具有的良好的精神和审美品相,揭示了一个优秀的写作者对于阔远的文字境界的努力和追求。

这也是我和先生最后一次见面。每次打电话问起身体,他总是爽朗一笑,说还好还好,就是哮喘的老毛病,注意着就行了,你放心。

2015年5月,我和作家秦岭去韩城参加陕西省旅游局主办的《秦岭与黄河对话》,秦岭提出可以建议天水师范学院建一个雷达文学馆。我觉得这个建议好。在潘家园寓所,先生依然是无所谓的态度,我和毛晓春在一傍煽风点火,才勉强答应。也是那一次,我才发现先生有严重哮喘,咳起来满脸发紫。他爱人告诉我,一到冬春季,一犯病非常厉害。

我很早就知道雷老师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就有人给我说,你们有个老乡,名字叫雷达,评论非常厉害。别人推介的作用,后来读书翻杂志,我就留心了,果然就看见了他的不少评论,视野开阔,论断快捷而又包含激情。1996年参与全国第二届杜甫研究会的论文评审工作,我认识了当时的天水市文联主席陈冠英,并和他了成忘年交,他给我说道天水走出去的名人,曾数次提到了雷老师。搜集和整理“百家话生肖”的文献材料,他还让我看了雷老师写的一篇叫作《尔羊来思》的文章。通过这篇文章,我知道了雷老师属羊,而且率性真挚。印象很深的是他在文章里回忆说起的一件事:有一年五七干校过节宰羊,宰羊的人胆子不够大,把刀子捅进羊脖子后就不敢再下手了,结果羊带着刀子跑,一路跑一路流血,直到血流干而后倒下死掉。他由此感慨说:“当时我真有掩面而泣的冲动,为物竞天择的无情,为生命的短暂飘忽,也为弱者的无告而泣。当然,这终不过是‘君子远庖厨也’之类,一旦吃起羊肉来,我早忘了自己的悲悯,且凶狠无比。”有同情心,但又不为自己讳,当时我想,这真是真人的真心和真文字啊。

读过《还乡》和《新阳镇》的人都能体会到先生对故乡和亲人割舍不断的眷恋之情,但没有多少人理解先生面对故乡、亲人的不舍与矛盾。这些年,天水有些机构一直想请他回来作讲座,先生总是推辞、回避。问及原因,他立马会伤感起来,说:“年纪越大,我就越怀恋新阳镇。可我回去到哪里呀?祖宅塌了,荒芜了,亲人一个一个都走了。去了,还不是让自已心伤!”话虽这样说,每次到了天水,先生都要留出时间,把侄子、侄孙叫过来,问日子过得咋样、有什么要他帮忙的、鼓励孩子们好好学习。临了,还要把事先准备的礼品和钱分发给他们。

努力而随缘,这真的是化解人生烦忧的一剂良方,雷老师已然走了,而生活还得继续,所以这篇长文的最后,告慰他的灵魂,我想给雷老师说的话就是:师父,你一路走好,你的话,我们记着呢。

但好在,雷老师原本就是一个达观的人,他经历的苦难和挫折太多,所以对于许多在我们看来不应该的事情,他生前就常常豁达地开导我们,尽人事而听天意,努力之后一切随缘。

唉,有什么办法,不能拒绝人,也便只好自己吃亏了。也就是最近的几年,我曾先后三次亲眼目睹了发生在雷老师身上的严重病相:一次是在兰州,兆寿请雷老师在“重返经典”大课堂讲课,杨显惠、杨光祖和我三人做嘉宾。雷老师讲的题目好像是《谈白鹿原的经典相》,按惯例讲授的时间应该在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之间,但讲到四十分钟多一点的时候,雷老师突然喘得特别厉害,脸色憋得很难受,他说暂时就讲到这儿,然后一屁股坐下,大口大口喘息。张小琴师妹让他到外面去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可能是因为难受,很少发脾气的他那天竟然一反常态地大声说,吵什么,不要吵。他后来说的一句话我记得非常清楚,他说,唉,我这个兰州生活了许多年的人,现在来兰州居然还高原反应;一次是在天水,有年夏天,他来天水参加伏羲公祭活动,马不停蹄地接待和参加各种活动,下午他来我们学校做报告。他做报告一向不怎么要稿子,脱口而出但思路极为清楚,可是那一次我在底下听着,感觉他的思路从未有过的有点凌乱,特别是和学生的互动环节,整个人感觉一点气力都没有了,其中一个问题的回答甚至有点答非所问;最后一次就是去年年底,第二届天水李杜诗歌节颁奖活动期间,他应邀来颁奖,住在“凯莱瑞斯”酒店。有一天中午,我们学校文传学院请他吃饭,吃饭的地方就在马路对面一个饭店的三楼,但令我吃惊的是,小小的一个三楼,记忆中生龙活虎的雷老师竟然已经爬不上去了。他要强,不要人扶,但走不了几个台阶,就要停下来大口大口地喘气,走走停停,不多的一些台阶,竟然走了老半天的时间。也就是那一次,在他所住的宾馆里说话,很突然地,他撂给了我这样一句话,元忠,我可能以后再也来不了天水了。

我发现雷老师特别爱玩。我陪他打过一次乒乓球,他很爱扣球,扣球时总是使出全身的力且嘴里常常也伴随着不自觉的叫喊声,每扣一个好球,他都要孩子一样得意地问我:元忠,怎么样?还有一次,师兄师姐们毕业论文开题,开题结束后师生们先吃饭,而后到歌厅唱歌跳舞。一件大事结束,师兄师姐们表现又都不错,所以那天晚上雷老师似乎特别高兴,一会儿唱歌,一会儿跳舞,兴致很高,真是玩得有点“嗨”了。玩到后来,我有点瞌睡了,便不断提示他,雷老师,咱们回吧。但每次我给雷老师说回的时候,他总是对我说,不急不急,再玩会,再玩会,再玩会咱们就回。他乐此不疲的兴奋样子,完完全全生动出了一个老顽童的可爱形态。

我还发现了雷老师特殊的认真和严谨。读博的第二学期,我完成了个人第一本学术专著《艰难的现代——中国现代诗歌特征性个案研究》的写作。书稿写成之后,我原本打算让赵学勇老师给我写个序的,但赵老师谦虚,而且真的是为我考虑,便极力给我推荐雷老师。赵老师亲自领我去见雷老师,初看文稿,雷老师很高兴,愉快地答应了给我写序的事。但是后来,事情却并不顺利,先是我左盼右盼,迟迟等不来他的序,出版社不断催促,我只好给他打电话,他回答说,元忠,书稿我又翻了几遍,感觉写得不错,但我对诗歌不熟,怕写不好。等了将近半年,我当时感觉他有点推诿,心里略略有些不快,便多少有点埋怨地说,雷老师,以你的眼光,怎么会写不好啊?你不要太费精力,随便写点就是了。而后又是不断地再生波澜,他沉默了几天,再见面时对我说,他还是怕写不好,所以他想了想,准备给我约请北大的孙玉石或首都师大的吴思敬,说他们是研究现代诗歌的一顶一的高手,让他们给我写序,可能效果会更好。孙和吴我当然知道,能让他们写自是不错,但因为我心里已经认定了雷老师,所以当时我便力主还是他自己写。但是雷老师给我讲,他想好了,他给我联系,就让孙玉石老师给我写。强人不好,没办法,我只好同意,但不知为什么,过了几天,雷老师却又告诉我,他回去想了想,觉得这个序,还是他自己写好。不过,因为忙,他让我先给他写个两千字左右的东西,对自己书的内容做个介绍,他作参考。事情总算有了眉目,我花了点功夫,认真梳理了我写作书稿之时的所思所想,写成了一篇几千字的草稿,通过邮箱发给了雷老师。然而,令我没有想到的是邮件发出不久之后,雷老师就给我打电话,他说,元忠,我觉得你的说明已经写得很好了,了解和介绍你自己,没有人比你更合适了,所以,我的意见,不要再请任何人了,你就把给我发的这篇文章当成序就行了。听了他的话,当时我感觉特别沮丧,总以为肯定是他嫌弃我的书没写好,在找借口推脱。说不出的失望,因为这件事,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也便有意无意有点疏远雷老师。不过后来,明白了雷老师一而贯之的做法,就是能说就说、不能说绝不强说,特别是有一次当他认真地解释了给我写序前后他的真实心态之后,冰释前嫌,我对他的敬重自然便更为增多。雷老师的解释是:他打心眼里想给我写,而且想写好,但他却实在一直没有想好,看了我写出的文字,他觉得已经可以了,所以他就觉得没有必要再写了。

开始读博之后,因为不是雷老师的嫡系弟子,加之他又没有给我们代课,所以我们两人之间的私人交往并不多。偶尔的一些见面,都是在公共场合的,每年的开题和毕业论文答辩,他都会来,而且每次来,又免不了要给文学院的学生做一场报告,所以台上台下,和此前比较,我对他的了解还是日益多了起来。

师不在而欲学,这原本是和“亲不在而欲养”一样要青了人的肠子的事,雷老师虽然走了,但是想到他生前对于天水始终如一的心心念念,想到我们天水曾经许诺于他的“雷达故居”和“雷达文学馆”的渺渺不可预期,作为他的学生,在无尽的追怀之外,我因之也便内存了一种难言的悲哀。

六天之前,雷老师逝世的消息,同事郭富平打电话告诉我。他打电话时是3月31日下午4时过一点,其时我在老家午觉。迷迷糊糊之中被电话铃声吵醒,听他说雷老师没了。我反应不过来,追问他说什么,他重复说雷老师没了,下午3点的事,毛晓春告诉他的。毛晓春近些年和雷老师过从甚密,理性告诉我消息不会有误,但情感上不能接受,我因此又问富平,消息可靠吗?富平略有沉默,然后对我说,应该是真的,这种事谁会开玩笑啊!是的,这种事谁会也敢开玩笑啊?我瞬时醒了,心里发慌发乱,慌慌乱乱之中便又打电话给同事张继红,继红说他不知道,但应该是真的。

对于雷老师,这样的表扬也许难免场景的因素,随机性的动机也可能就是给我点鼓励,督促我更好地读书和写作,然而对于我,这样的表扬却无异于深层的推动和温暖,所以博士毕业后返校,对于他的关注也便更多,二人之间的交流也便较之以前更为增多,变过去的拘谨而为亲昵,节日问候或平常寒暄,我也便直接称呼他“师父”。

一语成谶!那一次真的是雷老师最后一次来天水了,但在当时,我哪里会知道几个月之后他的话就真的就将成为具体的现实?所以我记得当时我责怪他说,你怎么这样说啊?你只是太劳累了,以后不要这样了,好好养养,身体养好之后,没事了就来天水,我们陪你看麦积山,看卦台山,去你的老家,吃洋芋炖化了的浆水面面片片。他本来看是咳嗽着,但听到我这样说,呵呵地笑了,连声说,那好啊,那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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