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的观点,抚顺公布律师王彧案真相

前此十年很少触“网”的我,两年前开通了微信,因为这一年内被朋友们拉进形形色色的微信群,而对网络舆论生态与思想形态有了一定的接触与了解。我曾经在一个宗教研究群呆了一年,而关于“浙江拆违”事件的诸多细节和事态进展,也差不多是在这个群获得的,但我未置一辞,因为那个群虽然有不少基督信徒,但基本都是做研究的学者,发言较为理性。近来枕戈先生的“大同思想网”群为此事吵得不可开交,某位研究基督教的石先生不停转发信徒们的公开抗议信,引起立场相左的群友激烈反驳,虽然热闹,但也很不愉快。一开始我没有介入,但很快发现石先生将一段旁观群众和警察愤殴小偷的视频发到群里,来证明警察对待徒手信徒之暴力,我当即驳正,石先生委婉承认视频发错了,但接着往群里发了信徒们的公开抗议信,我便针对这些信件在群里发表了自己作为一个旁观者的观感,所以这篇网文的背景便是基于此,即乃由内部群发布的几条微信缀合而成,既不全面,也不正式。

摘要: 去年曾被境外媒体大肆炒作的温州“张凯案”,现在有了最新进展。记者日前从温州市公安局获悉,经数月缜密侦查,公安机关查明,一个名叫张凯的北京律师,是近年来包括该事件在内的一系列涉宗教非法聚集事件的幕后策划组织者。 ...温州网2月25日消息,去年曾被境外媒体大肆炒作的温州“张凯案”,现在有了最新进展。记者日前从温州市公安局获悉,经数月缜密侦查,公安机关查明,一个名叫张凯的北京律师,是近年来包括该事件在内的一系列涉宗教非法聚集事件的幕后策划组织者。“我违反了国家法律,扰乱了社会秩序,危害了国家安全,也违背了律师的职业操守。我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表示忏悔。”犯罪嫌疑人张凯悔不当初。张凯策划组织这些事件的目的是什么?是否还有更多深藏幕后的秘密?近日,记者走访案发地,进行深入采访。骗取信任收敛钱财,煽动教徒非法聚集2015年7月份以来,在温州十余起被境内外网络炒作的非法聚集活动,特别是8月11日温州殡仪馆、温州闹市区五马街等公共场所穿统一文化衫、手举十字架、高喊口号的非法聚集,经温州公安机关查明,均系北京律师张凯幕后策划的。图片来自微博@张凯律师张凯,男,1979年出生,北京新桥律师事务所律师,自称基督徒。2015年8月25日,在境外势力的策划下,张凯又组织了4名温州信教群众准备前往杭州,与某境外人员秘密会面,提交所谓的温州宗教维权事件相关材料,企图借助境外势力进一步给政府施压,挑动信教群众与政府的对立情绪。警方还发现,那一段时间在温州发生的多起类似事件都与张凯有关。张凯的行为严重扰乱当地正常社会秩序,温州警方迅速采取行动,对张凯依法采取强制措施。随着张凯的落网,更多情况开始浮出水面,据张凯交代,早在2014年,他就开始策划这些事件。2014年8月,温州市平阳县发生一起刑事案件。当地一名黄姓男子因不满当地政府整改拆除其违法违章建筑,煽动组织个别人员冲击并占领当地镇政府,造成恶劣社会影响。代理这起案件的正是张凯。张凯庭前故意放风,当事人可能因多罪并罚获刑三年以上,谎称是他通过庭内吵闹、庭外组织教徒围观、网上舆论炒作等方式造势后,改变法院原有的判决,致使当事人仅获刑一年,导致温州善良的教徒信以为真。通过这起案件,张凯获得了17万的律师费,并迅速成为当地“知名律师”。正像当事人黄某说的, “我的家人起先觉得他有名,便聘请他为我辩护,可实际上他并没有为我带来什么好处,只是借着这个案子给他自己带来很大名气。”张凯从这起案件获取了教徒信任、敛取了钱财、扩大了知名度、尝到了甜头。很快,他又发现了一个进一步扩大影响力的好机会:为响应“美丽浙江”建设,温州市2013年启动为期三年的城市改造工作,其中包括拆除城乡内的违法违章建筑。当地政府在整治违法违章建筑的过程中,部分存在违章行为的教堂对拆违工作存在不理解。张凯认为有利可图。信教群众魏文海回忆,当时有传言,政府拆违是针对十字架和基督教堂的,2015年8月底前要把所有十字架拆完。“我们信以为真,情感上很难接受。因为对这方面的法律政策不了解,正好有一个叫张凯的律师主动表示愿意出力,便聘请他担任法律顾问,协助与政府沟通。”办案民警介绍,张凯利用自己所谓“律师+基督徒”的身份,进一步拉拢信教群众;他还散播言论,故意歪曲事实,把政府整改拆除违法违章建筑的正常执法说成是针对基督教的打压行动。短短一个月内,他就骗取温州100多家教堂的信任,受聘为这些教堂的法律顾问。事实上,当地有关部门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温州市被拆除的基督教违章建筑仅占全市所有被拆除违章建筑的0.05%。“我知道这些教堂的违章建筑确实应该被拆除,”张凯供述,“但是我跟他们说,政府这么做是非法的,不是为了拆违章建筑,实际上是打压教会,我还跟他们说要联合起来进行维权。”张凯在向信教群众散发的《维权手册》中宣称,可以通过申请游行、挖掘曝光领导干部“黑幕”等方式给政府施压。“我们不懂法律,但张凯是律师,他让我们充分利用权利,说要做统一的‘抗拆装’我们就去做了,说要按照<手册>行动我们也行动了,根本没想过这些行为本身是不是违法。”魏文海说,大家后来才发现,张凯不是替他们出面和政府对话,而是站在后面策划,让大家“把影响搞大”。警方查明,张凯还先后8次召集当地基督教主要堂点的负责人,以“维权”为名义进行培训部署;鼓动更多信教群众穿着印有“抗拆”标识的统一服装、举着十字架在公共场所聚集。他还指示教会骨干成员通过网络发布相关照片、视频等,在境外开设专门网站造势;并组织数批境外记者到温州采访,企图进一步造成国际影响。张凯这样做究竟有何动机?“这里经济发达,基督教群众基础好,我能赚很多钱。”张凯供述,在温州期间,他向每个聘请他的教堂收取5000元到30000元不等的顾问费,仅此一项便入账200多万元。勾联境外组织和人员,名利双收后野心膨胀张凯的“财源”还不仅于此。他交代,这些年来他通过代理宗教类案件,从境外组织拿到了7笔共计数十万人民币的资金支持。“涉宗教类的案件敏感度高,通过代理炒作这些案件,我一方面较为容易地获得境外资助,另一方面也提高了自己在境内外的名气。”他说。据张凯供述,自2009年以来,他曾3次接受境外组织资助赴西方国家培训,系统学习炒作“教案”的方法。境外组织每年根据他提供的材料炮制所谓“十大教案”,并写入“中国人权报告”中,大肆诋毁中国形象。张凯称,境外组织还向他许诺,一旦他被捕,他们会通过外交等方式营救他,并帮助他通过秘密通道逃往境外。事实表明,张凯在境外组织多年培植下,已成为其在国内的重要代理人,不仅接受境外组织资助,还直接执行境外组织的指令。据张凯交代,煽动起当地信教群众与政府的对立情绪只是计划的一部分,借助这种对立情绪来实施所谓“十字架街头运动”才是真正目的。张凯制定了“五条线、九项权利、十二项步骤”的详细行动计划,并建立“微信指导群”,设计统一的行动标识,还制作4000余件印着抗拆标志的背心以及近万个小十字架,为实施“十字架街头运动”作进一步准备。期间,张凯一直与境外组织保持密切联系。2015年8月2日,张凯看到信教群众在他的煽动下情绪不断激化,有些心虚,便向境外组织请示,“不知该怎么办”。对方称赞前期行动效果极佳,指示他“点燃怒火、街头抗议”“每周一天,常态开展”“利用温州、推向全国”。警方查明,张凯还指示每个教堂设置“新闻发言人”,为境外组织搜集、传递相关信息。截至案发,已有6名“新闻发言人”向境外组织报送信息。张凯承认,自己近年先后并代理炒作了所谓的“河南平顶山教案”“贵州黔西教案”“山西临汾教案”等近20起涉宗教案件,背后都有境外机构的支持和协助。他说,自己这些年通过炒作涉宗教案件积累了不少名声,挣了不少钱,内心也逐渐膨胀起来,开始有了“政治野心”。“境外有一种说法,说中国在10年之内会有一些大的变革,我也希望通过这些方法积累一些政治上的资本。我觉得自己在律师界有名气,在教会有群众基础,还有境外支持,将来中国如果发生变革,我也有机会当总统。”张凯供述。深刻忏悔:伤害信徒情感 违背职业操守如今得知真相后,许多曾经被蒙蔽的信教群众表示,已经看清了张凯的真面目,对被他利用参与违法行为的事表示十分后悔。“我们交了那么多的钱,但他只给我们提供了一本手册,同时鼓励我们参与这种非法活动,把我们带上犯罪之路。”信教群众黄晓远懊恼不已,“我有一种被卖了还替他数钱的上当受骗感觉。”另一名信教群众周爱平表示:“张凯叫我们不要相信政府,挑拨我们用最小的成本让政府付出最大的代价。我被张凯轻易蒙蔽,真是追悔莫及。”温州市鹿城区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秘书长孙金凤指出,为了让温州更加美丽,经济发展更快,政府依法拆除违章建筑,大部分的信徒都是理解的。张凯蒙蔽的只是少数人,大部分信徒都爱国爱教,以慈善之心做着慈善之事。温州市政协常委欧阳后增表示,基督教是一个爱国的、和平的宗教,温州的教会本来很融洽,但张凯鼓动信徒做违法的事情,违背了基督教和谐、和睦、同心的教义,是对教会形象的严重伤害。“圣经说,魔鬼也会装作光明的使者。张凯这类人就是欺骗信徒的感情,把他们推向政府的对立面。我们要让信徒清醒地认识到,要及时和这些人划清关系,爱国爱教,遵纪守法,只有自己的国家才是最可爱的。”温州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牧师朱礼斌告诉记者,经过此事,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将进一步引导广大基督徒爱国爱教、遵纪守法,决不允许别有用心的人搞破坏。连月来,经过民警的教育,张凯对自己的错误表示深刻忏悔:“我为了名和利,过度自我膨胀,被境外组织的傅某某、杨某某等人利用炒作‘教案’,鼓动信众对抗政府,扰乱了社会秩序。我对不起温州善良的信众,我拿了他们的钱,欺骗了他们的感情,还把他们推向政府和法律的对立面;我对不起父母,他们培养我那么多年,我让他们失望了;我也对不起我的孩子,没有尽到一个父亲的责任。”对于身为律师却带头知法犯法,张凯也作了深刻反省:“我违反了职业操守,我本应该引导大家通过合法手段表达诉求,但我却鼓动信众非法聚集对抗政府,对此我很后悔。”张凯的助理刘鹏说,张凯既不是一个合格的律师,也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收了当地教堂的巨额费用,不仅没有提供应有的法律服务,还煽动组织他们去做违法的事,违背了律师最基本的职业操守。他也没有认真研究过圣经,他有非常多的行为,还有他带领教会的人做的这些事情,都完全违背了圣经的教导。”张凯在忏悔中说,通过这些事情,他也认清了一些境外组织的真面目。“表面上是推动中国宗教自由,实际上是将中国的宗教问题政治化,通过宗教问题攻击抹黑中国政府,以及中国的人权和政治制度;并且利用我们炒作教案,发动信徒对抗政府,企图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采访中,张凯对自己违法行为造成的恶劣影响深深自责,他希望所谓维权律师能吸取他的教训,做社会遵纪守法的表率。“我希望政府给我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我将认真悔过,严格遵守国家法律,彻底与境外决裂;我也告诫那些所谓的维权律师,以我为戒,不要与境外勾结,拿境外组织的钱,从事违反法律、损害国家安全与利益的活动。”张凯说。温州公安机关表示,鉴于张凯对自己涉嫌违法犯罪的事实供认不讳,态度较好,将考虑提请对他依法变更强制措施。

社会学的观察表明,目前中国大陆基督教组织和团体的发展已经成为一个历史性的趋势。无论从何种角度来看,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信仰者在过去的30年间迅猛地增长,都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宗教社会学界比较具有洞察力的解释是杨凤岗的观点:“基督教大大陆迅速发展有三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一是共产党领导的清除“封建迷信”和反传统运动,在事实上削弱了中国传统文化这个挑战。如今,人们并不坚持一定要从中国传统中选择自己的信仰与人生哲学。有影响的学者们一谈到人类思想史,也总是古今中外一块儿谈,甚至更多地引用西方思想史。几十年的现代教育,已经打破了传统的束缚。二是在西方传教士离开后,人们逐渐地不再把基督教和西方帝国主义直接联系在一起。与此同时,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也向其他中国人表明,作为基督徒仍然可以爱国。

但我必须严正声明的是:下面的评论绝不表明我反基督教。虽然我与石先生观点立场有歧,但他在群内发言比较节制、理性,这篇评论对事不对人。又,在一个信仰认同已然多元化的现代社会,谁没有几个教友朋友?至于我本人,的确有一些好友就是虔诚的信徒,包括外国信徒,我和他们的关系处得非常好,所以虽然我个人不信仰基督教,但我尊重基督教、也敬服真正有信仰的教徒。

1. 信众人数、发展趋势及其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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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的观察表明,目前中国大陆基督教组织和团体的发展已经成为一个历史性的趋势。无论从何种角度来看,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信仰者在过去的30年间迅猛地增长,都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宗教社会学界比较具有洞察力的解释是杨凤岗的观点:“基督教大大陆迅速发展有三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一是共产党领导的清除“封建迷信”和反传统运动,在事实上削弱了中国传统文化这个挑战。如今,人们并不坚持一定要从中国传统中选择自己的信仰与人生哲学。有影响的学者们一谈到人类思想史,也总是古今中外一块儿谈,甚至更多地引用西方思想史。几十年的现代教育,已经打破了传统的束缚。二是在西方传教士离开后,人们逐渐地不再把基督教和西方帝国主义直接联系在一起。与此同时,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也向其他中国人表明,作为基督徒仍然可以爱国。这样,民族主义这个挑战得到一定的化解。三是一些学者,尤其青年知识分子们,看到,在非常发达和现代化了的欧美国家,基督教不仅没有消亡,而且仍然对于社会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这至少间接表明基督教不一定同现代化相违背。另外,中国人整人、人斗人、人害人的社会政治灾难,充分展示了人性的阴暗面,对于这种阴暗面的解释,似乎只有基督教的原罪说才最有说服力。而马克斯﹒韦伯的论著的介绍,也使不少学者看到,基督教对于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和民主政治制度有积极贡献。总之,在多种因素的合力下,基督教得以在中国大陆有迅速发展。”[35]

此下为我微信上的评论,基本未更动:

一个值得肯定的进步表现在,一方面国家不再以公检法的强制力去控制公民个人的精神生活,特别是宗教信仰权利,也许有人会说,目前的中国政治精英们基本上无暇去过问公民私人的精神生活了,或者说是,早就意识到无需再像上个世纪50-70年代,视无神论为中国社会唯一高尚与科学的信仰标准,另一方面,以国家政治、法律和财政所维系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无神论系统,实质上已经被证明为待废弃状态,因为政治精英们已经确认普通民众可能终生都搞不懂源自欧洲的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等人高深艰涩的理论体系和哲学命题,但是,宗教信仰中的终极目的、伦理道德和善良、纯正与忍让等美德却能够有效地帮助民众,促进社会风尚的改善和重整被“文革”彻底摧毁的中国社会秩序。这是我们应该承认和明确的中国政府有效治理下的值得尊重的进步和成就。

浙江拆违章建筑,使得浙江省1200多个十字架遭拆,关于这件事情,

就宗教自由和人权而言,目前中国的现状相对于50-80年代的确是天壤之别。任何否认这一点的主张和立场,都是不客观的偏见或实用主义的借口。但是,若我们用人类共同良善和普世正义的标准来看,中国人民有权争取基本的权利保障,这样,中国的宗教自由和人权领域依然存在极多的问题。此外,涉及到究竟有多少中国民众信奉制度化的宗教,亦是一个有趣的话题。给外界的印象是,似乎中国主管宗教事务的当局不愿意正视这一社会学问题,似乎宁可缩小信徒人数,以维持其管制权之合法性。当在其他领域出现浮夸、虚假数字时,宗教信徒统计和定性方面一再回避真实的数字,其实并非显示其实事求是的真诚性,而是显示其虚弱性和有待正视性。

第一,你们的各种公开信与控诉书中都对浙江领导大加鞭笞,还希望中央对浙江领导不法行为进行彻查,做为一直关注此事的旁观者,真是替你们捉急。在当前中国特殊且复杂的环境下,地方政府最怕的就是群众性事件,因为那是各级主管官员要丢乌纱帽、毁掉几十年惨淡经营的仕途的极危险的事件,而浙江拆违中,发生了多少起群众性事件,已经是数不清了,为什么浙江政府不害怕?合情合理的揣测是,这件事情本就是中央支持的,更大胆的揣测是这可能是中央的一个试点。你们的公开信再声色动人,感动的是你们自己,只能抱团取暖,撼不动浙江官员,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所以我觉得继续暴力的抗御不足以要挟浙江政府,会不会适得其害倒很有可能,学者就不要再瞎鼓动了。

就基督教而言,中国不同的部门有不同的统计数字,国家宗教事务局定调的统计数字是两千三百零五万。这也是中国基督教全国两会谨守的数字。至于海内外社会科学界提到的7千万到1亿2千万之间,或者三自组织涉及到的是国宗局确立的数字,三自组织之外的家庭教会的信徒则为中国总基督徒的三分之二左右。

其二,我们执政党的禀性里有一点儿倒很一贯,就是有几根穷骨头,他们最讨厌外国政府、国外媒体和相关机构对中国的内政指三道四、大加挞伐,几十年的历史完全证明了,执政党完全不可能听从这种指手划脚,面对这种外部压力从来都是激起逆向强势。浙江拆违开始,国外的教会、政府、媒体对大陆政府做了多少指责?你们这种寻外援的方式,只可能恶化与政府和解的可能,你们真的需要这种外部势力的道义声援,来对政府施予国际压力?这不就是明摆着告诉政府这几十年来的三自爱国政策全盘皆输,需要更严的宗教控制?况且去年上海马姓主教的事情已经让宗教官员浑身不舒服,一年多来浙江十字架拆移事件,只可能更加加深教会与政府间的不信任,这绝非好事。

我比较愿意引用国际著名的社会统计机构皮尤调查中心对中国宗教状况的最新统计报告。

其三,在这个多元化的时代,谁没有几个信基督教的朋友,鄙人自然也有,而且还是很好的朋友,所以对真诚信教的人,我只有敬服,没有偏见。我的上述观察只是旁见之明,并无恶意。石先生转的几个贴子里反复控诉浙江一年内拆了1200多座教堂十字架,作为一个非信徒或异教徒,我们听闻这个新闻时和您的关注点可能不太一样:小小一个浙江竟然有上千座教堂?我实在是太惊诧了!中国目前尚无准确的基督教信徒数量,但我接触的多位基督教研究学者都认为中国基督徒可能已有一亿人口,农村人口比率尤其多,在某些农村地区已形成成片教区。我来冒昧地揣测一下政府的立场,面对这样一个现状,我想他们自然是比较害怕的,因为随着中国本土传统被连根拔掉,以及执政党意识形态话语失效,基督教几乎接管了中国社会的精神真空;但更危险的因素在于,由于本土传统话语完全处于弱势地位,基督教中国化几乎不可能继续了,与此相类的是伊斯兰教也一反历史上的中国化而走向原教旨主义,职此之故,政府当然是害怕的,他们要考量比如三自爱国政策是不是被教会高层阳奉阴违?况且家庭教会的问题这些年一直成为国内-国际舆论的敏感话题,政府就更加担心了。所以我将这一事件视作高层在检验原有的宗教政策。但是古代兵法都说了,“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浙江这种强拆十字架的作为,取法乎低,实在不够高明,最多的作用是放放声,提醒吓阻一下一脚跨在教会里,一脚跨在公务员队伍的自家党员,管好自己的信仰,同时也不要太无作为。但是呢,给自己树立那么多敌人,委实不智。

在国际社会具有极大公信度的皮尤调查中心(the Pew Research Center)最近所公布的社会学研究报告显示,截止2013年2月10日,在中国约有6亿4千万人口与诸种宗教有关联(As Chinese New Year begins on Feb. 10, 2013, some 640 million people of all ages are affiliated with religion in China.)。其中约有六千八百万基督徒,就世界各国基督徒人数排名,中国居第七位。[36] 这一社会调查中心之客观性基本上是国际公认的,因此,不妨可以作为我们借鉴的参照。至于这些数字说明什么,则是不同价值观持有者可以见仁见智的事情。

于建嵘教授在涉及到社会学领域中的诸多问题研究方面具有极大的公信度。他关于家庭教会的三个观点非常具有参考价值,其中既有信徒数字的概算,也有目前矛盾局面化解的见识。值得参考和重视:“1、中国的基督教家庭教会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传统家庭教会、开放式家庭教会和城市新兴教会,其规模在4500万至6000万之间。 2、为了将家庭教会的发展纳入体制的框架内,应承认家庭教会的合法存在;准许家庭教会在‘三自’体制之外登记;批准登记后的家庭教会或单位联合兴办神学院。3、在中国没有敏感不敏感的问题,只有重要不重要的问题,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我们要敢于把事实说破,要把它变成公共话题。就基督教家庭教会而言,政府不应该把宗教当敌人,精英不要把教会当工具,民众不要把教徒当异类。”[37]

在思考中国的基督教信仰和教会及其所面临的问题时,必要的历史背景的考察将有助于我们的分析和诠释。从1949年到1980年代,中国公民个人信奉耶稣基督,曾经作为一件具有极大勇气和见证的事情。在当时的国家教育和精神系统中,宗教总是与无知、愚昧、迷信和落后,甚至非科学和反科学等定义或公共印象联系在一起。因此,国家精英阶层或者回避宗教信仰及其连带的价值观、伦理观和生活观,或者将其纳入政策管理领域,即使,对宗教有比较正确认识的知识界人士,也仅能从国家意识形态马克思列宁主义出发去研究宗教,并作出服务于国家和执政党要求的解释。

邓小平“改革开放”作为中国现代化的基本国策实施以来至今,中国的精英们开始正面地从文化的层面去研究宗教,特别是基督宗教的内在价值和历史意义。中国的国家社会科学院,大学和研究机构,能够承认基督教作为一个人类文化现象,已经是一件非常历史性的事件。目前,大量的基督信仰的文献和著作通过大学学者的翻译被中国国家出版社正式出版,在很大程度上纠正了前苏联国家意识形态控制下的宗教偏执和管制。

随着大量的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受过良好高等教育的中国青年学生返回中国,并在各行各业成为国家现代化的精英,基督教信仰,也通过他们开始在最低社会阶层之外的国家各个阶层出现或传播。许多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法治国家的价值、理念和理想,也通过社会、经济、管理和科技等领域的先进性而成为年轻一代中国民族精英的判断标注和参照。而作为诸如自然法、天赋人权、公民权利、宪政、言论自由等等美国理想的原则,一旦与基督教信仰联系在一起,则将成为教会迅速成为中国大学校园内成长最快,最引人注目的宗教信仰类别。这种现象以一种无可否认的现实迅速出现在2000年以来的中国大陆。

据观察,越来越多的城市新兴教会都是由在美国留学归来的基督徒精英人士组成。他们受到过国内国外正规的高等教育,却因长期以来无法获得政府主管宗教事物部门的承认和接纳而完全放弃和拒绝与宗教管理部门法定的“两会”建立任何类型的依附性关系。目前的宗教管理部门系统内部的行政管理法规《宗教事物管理条例》将国家宗教事务的鉴定权和特许权严格限定在五大“爱国宗教组织”,基督教方面就是“中国基督教全国两会”。从维护执政党的威望和国家的最高利益来看,这样的制度设计的不足、滞后和无效性,已经被现实和事实所一再证明。

刘同苏断言:“经由‘十字架’与‘道成肉身’的生命实践,传统家庭教会形成了敬虔主义与本土化的传统;正是因为继承了这个传统,城市家庭教会才可以在都市化的挑战之下,把握主流人群并提升主流人群。从本质上讲,城市家庭教会使基督教在诸信仰的角逐中脱颖而出,凭借的不是理念与技术的优势,而是能够改变大众生命的内在功力。……凭借着城市先行开放的便利地位,城市家庭教会率先与普世的大公教会接轨,由此而在教会架构与神学思想方面获得了某种借鉴。城市家庭教会能够较成功地回应都市化的挑战,其原因除了对传统家庭教会传统的继承以外,也是由于从普世大公教会传统中汲取了力量。城市家庭教会可以说是中国家庭教会传统与普世大公教会传统的汇接点;藉由这个汇接点,中国家庭教会在外形上重新对接到(在生命本质上从未离开过)普世大公教会的大家庭,并且由于这一融合而在都市化的社会文化背景中上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38]

越来越多的以基督教信仰为人生真理的人在政府管理的“两会”之外组成各种形态的社团、团契、查经或祈祷小组,与此同时,在大学校园、民营类学术文化企业里,也开始出现地域性的和行业性的教会组织。这些组织,目前的势头越来越朝着公理制和长老制两种教会传统进行自然而有序地重构和组合。中国国家媒体上因着中美关系始终占据中国国际关系上的最重要位置而使得中国知识界认识和民族精英特别关注中美关于人权和宗教自由问题的分歧、争执与对话背后的存在及其道理。

亨利﹒基辛格说:“人权问题将在整个互动范围找到其特定的位置。若要美国不提及关涉其基本信念的人的尊严和民众参与政府事务等基本原则,那将是一种不真实的想法。考虑到现代科技的既有本质特征,这些原则不会再以民族疆域来划分边界了。但是,经验表明,用对抗的反思去强加于人的做法将是自欺欺人,尤其是针对一个有其特定的历史观的国家,像中国那样。”[39]

这些事实存在,都成了我们研究和探讨中国的政教关系的基本背景,特别是一代又一代中国的留学生在美国完成学习、深造并融入美国社会,再返回祖国创业和参与国家发展这一特别历史景观。在中国苦难深重的近现代史上,从未有其他国家像美国那样,在中国人民的救亡图存的危难时刻,付出巨大的生命代价。除了大量的传教士在高等教育、医疗卫生、乡村建设和赈灾扶贫等传统的教会事工领域外,最令中国留美学生和学者感动的是,在二次大战期间,那么多美国青年军人,捐躯于中国,帮助中国人民抗日。

据历史文献记载,仅仅在在著名的“驼峰航线”,截止于1945年抗战胜利,在3年时间里,为了保障中国抗战的基本物资等战场需要,美军就持续地组织空运,牺牲了多达3000多名年轻的优秀飞行员!值得瞩目的史实是,他们都是来自美国各地教会的敬虔的基督徒。可以说,在华美国传教士和抗日援军中,崇高的基督信仰的力量,是其主导的精神驱力,尽管世界范围的冷战使得中美两国基督徒之间的弟兄姊妹关系被迫中断和暂停,但是,圣徒相通 (Communio sanctorum) 意义上的永恒记忆和纯真祈祷或迟或早地会重新联系起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深厚情谊的。几乎所有在美国留学过的中国学生都深深地感受到其美国老师、同学和邻舍善良和忠厚的德行所包含的基督信仰成分,尽管大部分中国留学生回国之后可能绝不会进各地“基督教两会”管理的教堂去做礼拜。[40]

因此,任何研究中国基督教信仰通过一定的可见的组织形式,无论是执政党接受,还是无法接受,都必须正视与中国的现代化方方面面密不可分的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关涉美国民族精神的一系列源自基督教信仰的价值理念,同时,还应该从政治的、历史的、社会的和经济的等领域关注这些理念是怎样成为美国国家安全的基本结构。[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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